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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项目审批明显提速,引发外界“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猜想,专家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稳增长,要投资不要投资冲动。
从根本上讲,要减少投资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必须更好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政府应切实降低投资的冲动,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力为中小企业减轻税负,让企业轻装上阵。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会议还要求,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
国家发改委网站的信息显示,近日重大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速。其中仅5月21日一天,发改委就批复了100多个项目。
这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有关“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猜想。针对外界的一些猜想和担心,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外需放缓、消费无法跳跃式增长,适度投资来稳定经济运行非常必要
记者:当前我国为什么要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加快一批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实施?
刘元春: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能带来财政、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外需面临形势更加严峻,出口增速低于预期;消费短期内不会出现跳跃式增长,因此,通过适度的投资规模来稳定经济的运行非常必要。
孙立坚:欧债危机陷入僵局,在债务违约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德法等国的银行业受到较大威胁,企业都将资产变现准备“过冬”。财政的紧缩短期内也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消费。虽然今年我国对金砖国家的出口保持了较高增速,但金砖国家对外依存度都比较高,受外部形势的拖累,今后经济增速也可能下滑。因此,我国外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当前形势比2008年要好得多,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必然性,投资扩大并非“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记者:有市场人士认为,我国可能出台类似于“4万亿”的投资计划,您如何看?
刘元春:此次投资规模的适度扩大,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目前来看,虽然一季度GDP增长仅为8.1%,4月份用电量同比增长3.7%,创下16个月新低,但我国经济运行还不至于过分悲观。
当前经济形势比2008年实际上要好得多,特别是就业形势还比较乐观。各地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相反“用工荒”还在局部地区蔓延。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32万人,同比增加29万人。这就说明,我国没有必要启动像“4万亿”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当前我们需要适度的投资,但要抑制过度的投资冲动。
从深层次来看,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必然性:我国经济处在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中,信贷的扭曲和金融风险的上涨导致资金处在去杠杆化过程中,对经济前景的看淡使得企业处于去库存化过程中,还有现阶段我国处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成本逐步提高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必须处理好短期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矛盾,让结构性矛盾在增长中逐步释放。
已经把稳增长和调结构进行了较好的结合,但也要警惕项目审批标准降低
记者:有人担心,启动一批投资项目可能出现“泥沙俱下”,产业结构调整被延误。您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苏明:国家对此也有所关注,最近国家扩大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范围,对节能减排的电器给予更多补贴。这不仅是在扩大投资,也是在刺激消费,并通过补贴引导低碳行业的发展。
孙立坚:这次稳增长强调了对新能源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投入,财政部明确将投入1700亿元推进节能减排,应该说,将稳增长和调结构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项目的环保标准等可能随之降低。
刘元春:投资规模的适度扩大,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但此次投资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信息化领域,大部分是基础性的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不大。当然,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
要减少投资的低效率问题,应真正减轻税负,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记者:有人认为,大批投资项目的上马,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并导致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进一步增强。您认为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白重恩:我国确实应注意投资规模的适度。“4万亿”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在建续建工程,如果我们再次开工大量新的项目,今后就会有更多在建续建项目,我们对投资的依赖就难以摆脱。
对投资项目应进行更充分的论证。匆匆上马的工程,难免出现投资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抢工期,部分项目的投资成本会增加,质量可能下降。
我们的研究监测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税后的投资回报率能达到15%以上,9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步下降,到2011年投资回报率已经降到5%多一点。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折射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在降低。我们一定要寻求有效率的增长。
孙立坚:从根本上讲,要减少投资低效率问题,必须更好地扶持实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还要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真正减轻税负,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
过度的政府扶持可能导致新兴产业产能过剩,补贴制度应设计合理
记者:此次强化了对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扶持,但市场人士担忧,可能打乱新兴产业的发展节奏,您如何看这个说法?
薛澜:每一个行业的发展都有一个自然的过程,需要经历从研发到商业模式的探索,再到市场的推广运用,如果在政府的主导下投资的话,确实可能会拔苗助长。企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探索上会丧失动力和机会,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很成问题。政府过度的扶持还经常会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有了补贴,很多企业可能就靠“编故事”骗补贴来生存,并没有真正去改善产品性能、提高生产效率,相反很多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未必能拿到补贴,因此市场竞争会很不公平。财政补贴如何做到公平合理,真正起到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这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
项目审批放松,会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加剧,结构性减税实施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
记者:在新一轮项目上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配套大量资金,地方债务风险可能进一步突显。您认为,地方债务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刘元春:地方债务和土地财政的问题已经较为突出,新增的投资项目中,中央支出的比例可以适度增加。从长远看,化解地方债务问题,还要依靠财政体制的改革,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
苏明: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超过100%,日本政府的负债率也达到227%,而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只有40%左右。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但也不排除个别项目和个别融资平台会出现财务问题。
要解决扩大投资可能带来的债务问题,关键是要引入民间资本,打破部分行业的垄断,这既可以扩大投资,也可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白重恩:需要警惕的是,项目审批放松,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增强,这会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加剧,结构性减税实施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切实降低投资的冲动,真正给中小企业减税。(记者 刘先云)
来源:人民日报(省发改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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