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老专区

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是市域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作为11个试点项目之一，既要求所有试点地市均对照项目要求、推动工作，也指导130个认领该项目的地市集中力量、重点创新。 

近日，以“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为主题的第四次、第五次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新研讨班分别在江苏南通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130个试点地区党委政法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省级党委政法委分管负责同志大致分为南片区和北片区参加了会议。各地在会上围绕贯彻落实第六次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交流会精神，从邻里和家庭矛盾风险防控、房地产和物业领域矛盾风险防控、涉众矛盾风险防控、涉疫及其他突出矛盾风险防控、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建设等5个领域做了深入交流，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

以家事“微治理”

促进社会“大平安” 

家庭稳则社会稳，家庭安则社会安。

 今年3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千工坪镇新村发生一起子女抚养纠纷案。村民龙某和石某老年丧子，后与儿媳和3个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去年夏天，儿媳因家境贫困扔下老人和孩子后不知去向。年迈的老人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两位老人来到凤凰县人民法院山江人民法庭寻求帮助。凤凰县委政法委积极参与协调，与山江人民法庭和驻村干部商讨帮扶政策，找到了老人的儿媳，通过多次劝导和调解，双方达成抚养协议。 

2020年以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调处婚恋家庭矛盾纠纷4780件，化解率达到95.1%。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新天介绍说：“我们坚持‘防’‘调’‘建’三字文章做实家庭婚恋邻里纠纷化解工作，以家事‘微治理’促进社会‘大平安’。推行‘三会一奖’模式和‘三二一’工作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村、社区通过议事会立规、理事会聚力、乡贤会储能、积分奖扬德，推动民事民调、民事民管、民事民议，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之基。”

各地在防范化解邻里、家庭矛盾风险中，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措并举不断提高防范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近年来，由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民转刑”案件呈多发态势。

 对此，山西省晋城市创新“五色”分级预警联动处置办法——由党委政法委牵头，妇联、法院、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新格局。该处置办法实施后，去年10月至今，全市因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为零。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婚姻家庭服务、中小学心理健康和生命教育指导体系等“1+N”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现心理服务全域覆盖，婚姻纠纷调解委员会、婚姻纠纷调解室、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处专业团队为家庭筑牢爱的“防火墙”，推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再上新台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小家”连着“大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建立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四德”评议体系，把以“忠诚、担当”为内核的“三五九旅”优良传统细化为守法、诚信、家教家风等40多项评议指标，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1户家庭获全国最美家庭、5户家庭获兵团最美家庭荣誉称号，引导居民群众由“要我文明”向“我要文明”转变，筑牢社会治理的道德基础。 

会议现场，各地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踊跃发言、气氛热烈。 

云南、贵州、广东等地发言代表还提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可行性治理方案，为各地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精准有效化解提供了有益参考借鉴。

 以物业管理“新创新”

打造安居和谐“新家园” 

“我家终于能装电梯了，以后再也不担心爬楼这个难题了！”

迎着清晨和煦的阳光，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街道某小区一老人一大早就来到沁苑社区签订《加梯项目协议书》，当加梯惠民工程覆盖到自家时，她难掩心中喜悦。 

近年来，杭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率先启动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调处化解加梯纠纷，方便居民出行，形成了和谐加梯的“杭州方案”。目前，杭州已累计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3665台、惠及住户约4.4万户。

杭州市民普遍反映：“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安装了自己的电梯，实现了楼上楼下‘一键直达’的功能，户户享受便利的生活条件，再也不用羡慕新建小区的楼梯了，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

物业服务联系千家万户，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抓住物业问题，就抓住了社区群众所思所盼。 

江西省南昌市在破解物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的重要力量，聚焦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矛盾化解等难题，坚持以“红色物业”激活社会治理，有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南昌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红色物业把基层党建工作与社区物业有机融合，把群众呼声与基层党建工作有机融合，把社区物业服务企业打造成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把社区物业服务人员打造成党的工作队伍，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推进南昌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物业企业党组织书记兼任社区党组织职务，优秀物业企业负责人担任社区兼职委员。这是鄂尔多斯市积极探索“红色物业”工作的有益尝试。

“鄂尔多斯市将物业企业建立党组织情况、开展党的工作等情况作为物业企业信用评级、项目招投标的重要依据，推动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居民理事会、物业企业‘五位一体’议事协调机制。”鄂尔多斯市委政法委书记邢征表示，在强化法治保障方面，鄂尔多斯市建立质价相应的物业服务收费价格调节机制，切实加强对物业收费行为的监管，建立区、街道、社区、人民法院“3+1”物业纠纷调解组织体系，就地化解物业矛盾纠纷。 

作为西部老工业基地，陕西省宝鸡市因历史原因从单位房、房改房、集体房等演化形成无物业、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三无”小区656个，占到全市小区总数的21%。

宝鸡市委政法委书记赵甲宏说：“近年来，宝鸡市将党的组织建设延伸到‘三无’小区院落，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选派党建指导员的方式，在‘三无’小区组建了131个党支部，选派183名党建指导员，构建起市县党委统一领导、镇街统筹安排、社区协调推进、小区党小组发动实施、驻地单位共驻共建的‘微治理’体系，有效防范化解物业领域矛盾风险。”

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源头助力社会稳定

 “非常感谢教育部门给我们的建议，让我们在学生体质健康发展上寻找到突破口，设立了‘花样跳绳’项目。未来，我们希望在素质教育的大道上越走越宽。”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某培优机构负责人小武心情激动地向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的工作人员说。

 镇江市作为江苏省义务教育“双减”试点城市，在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围绕“治乱、减负、防风险”的工作要求，创新工作机制、科学施策，校内校外双向发力，既助推了培训机构的转型，也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平稳有序地推动义务教育“双减”工作走深走实，从源头上减少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

为有效防范化解涉众矛盾纠纷，各地坚持维稳与维权相统一、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服务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近年来，随着“拉面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服务管理好18万海东籍拉面产业外出务工人员，成为青海省海东市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

为破解拉面产业外出劳务矛盾纠纷点多、线长、面广的难题，海东市以市县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中心，以拉面产业外出务工人员密集省份和地区为基点，筹建拉面产业管理服务驻外办事处或外出务工人员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在全国设置有46个拉面经济服务办事处，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使外出务工人员切实感受到来自千里外家乡的关心。

广东省汕头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陈志文介绍说：“汕头市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摆在市域社会治理突出位置，建立‘摸排检查—纠纷化解—风险消除’的防范化解涉众金融矛盾风险工作闭环，创新‘投诉热线+仲裁委+法院’金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模式，尽可能帮助群众减损，有效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北京市门头沟区将根治农民工欠薪全面融入地区矛盾风险化解工作，对近三年在建项目欠薪案件发生频次、五项核心制度落实、行政处罚、严重违法失信等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创新制定《门头沟区建设施工领域分类分级监管试点工作方案》，将全区在建施工项目按欠薪风险划分ABCD四个风险等级，实行差异监管。三年来，主动为1184名劳动者追回工资1566.91万元，未发生一起群体性讨薪突发事件。

盯牢纠纷易发重点领域

精准施策 综合治理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社会矛盾集聚可能演变为重大风险。及时化解市域内多发易发风险问题，是打造平安稳定社会环境的重要基础。 

四川省遂宁市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工作中紧盯农村土地流转风险，运用“三四五”工作机制，县、乡两级激活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的生机，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2013年9月，遂宁市安居区某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安居区马家桥村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因合作社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2019年，合作社拖欠土地流转租金80余万元，农户向合作社要了几次租金后，合作社负责人便不再接听农户电话，引发矛盾纠纷。安居区为了有效维护农户合法权益，解除了与合作社的土地流转合同，对于有经济效益的土地，决定由村集体自主经营，2021年实现收益120万元。至此，一起因土地流转引发的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农民增收致富，幸福感得到大幅提升。

据遂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波涛介绍，遂宁市建立土地流转分级审查制度，县乡两级按流转规模，分级审核流转土地用途，严把产业类型、经营内容及项目关，健全“五大机制”，有效提升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能力和水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各街道、团场打造“联合接访+访调对接+多元化解”平台，建立基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217个。完善首接首办、接诉即办、直转快办、跟踪督办“四办机制”，提升群众满意率和一次性化解率，减少重复访。针对信访问题集中、群众意见较多的团场、连队，师市组成法检公司联合调解小组，实现信息联通、矛盾联调、隐患联防，源头吸附化解矛盾33775件，集中化解欠薪欠款积案183件，惠及群众1917人，涉及金额9656.42万元，实现涉劳动保障信访矛盾总量、占比“双下降”。

 为有效根治医疗矛盾纠纷领域的“疑难杂症”，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入驻石嘴山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聘任3名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热心人民调解事业的退休法官、律师从事专职医调工作，受理医疗纠纷575件，经调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489件，调解成功率达85%，调解后反悔率为零，医疗机构赔付金额2500余万元，有效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为推进平安医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围绕如何更好地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纾解“民之困”提升群众“满意度”，与会代表们充分交流发言并进行了热烈探讨。代表们一致认为，各地要认真对照中央政法委、省级政法委有关要求部署，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新时代社会治理新要求，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助推各地市域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搭建调处“大平台”

用好解纷“金钥匙” 

“就像医院的前台问诊、分诊一样，我一进来，窗口工作人员就带我到相应窗口。”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沈先生因为成功化解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后心情激动地说。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按照标准化建设、数字化赋能，打造矛盾纠纷高效化解“终点站”。将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落到实处，5个县级矛调中心、74个乡镇（街道）矛调分中心、1185个村（社区）矛调工作站在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打通“解纷经脉”，实现90%以上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在县级以下。

遇到矛盾，碰到纠纷，一个地方就能“找到说法”。

今年5月，江苏省海安市曲塘镇虹桥社区发现一起保健品消费纠纷案。多名居民向网格员反映相关产品效果不明显，存在虚假宣传，且属于“三无产品”。曲塘镇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接到案件后，通过对固定证据、追赃挽损、行政处罚等工作进行集中协商，综合评估社会稳定风险，成功化解一起社区矛盾纠纷。

南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晓斌介绍说：南通市立足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建设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吸纳鉴定、仲裁、公证、保险等社会资源，实现群众只进一扇门、化解全流程。健全受理交办、多元解纷、考核问效等联动机制。打造“1+5+8+N+X”架构的社会治理智能化综合平台和“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信息管理系统”，努力将苗头隐患止于未发、解于萌芽。

各地在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建设中，不断深化科技应用，开发更多一线工作者实用管用、广大群众易用爱用的社会治理场景，为基层赋能、减负。

河北省石家庄市研发了包含网格化服务管理、综合执法管理、综合指挥调度、社会治理等五大模块一体化社会治理综合指挥系统，部署到石家市各级社会矛盾多元化解中心，实现了社会治理信息的统一接入、统筹利用。目前全市市县乡三级和1200个行政村已接入综治视联网系统，在多元化解中心通过视联网可实现市、县、乡、村四级高保密、扁平化指挥和会议调度，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打破“信息孤岛”，打通数据流通渠道。

甘肃省酒泉市依托社会治理联动调度平台，各县（市、区）探索研发了“肃州管家”“活力网格”“群众爆料”“智网瓜州”“微网格·大治理”等多种便民爆料小程序或手机APP，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研判提供智治支撑。探索“网格+12345市长热线”模式，将12345市长热线并入网格管理系统，制定“双派单处置流程”，实现“1+1>2”的效果。

酒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曹建宏表示：“在创新信息数据共享机制方面，酒泉市建立公共数据库，实现‘一次录入、大家共用’和‘一个数据用到底’，进一步实现通过数据分析研判，对矛盾风险进行预判和提前化解，增强了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各地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坚持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着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努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以确保市域成为重大风险终结地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